第5节(4/5)

鸿章看了，不以为忤，反倒其才，对他多方呵护和提携。据说，曾国藩的率领早早来到大帐恭候。可是，左等右等，过了半天，领导始终没面。在场的人，包括李鸿章在，都静候于客厅，默默等待。这是官场的规矩，可刘六麻却耐不住，心里的火气直往上蹿。最后捺不住，终于起脚来嚷：“要见就见，不见便罢，再不来老就走啦!”

此时，曾国藩正在屏风后偷偷观察。事后，他对李鸿章说：“脸上有麻者，帅才也!”曾国藩没有走，刘六麻后来果然成了淮军的一员猛将。他勇武剽悍，充满血，所之铭军，更是淮军之劲旅。

然而，清代重文轻武，提封疆大吏，更是讲究功名。可刘铭传不是科班正途，只读过几年私塾，尽靠战功一路升迁，年未三十而提督畿疆，但在“右文左武”、文人治世的环境，提督虽然也是一品大员，地位却远不如文官，而且武将当到提督也就当到了，要由武转文，位列封疆，简直难上加难。虽然李鸿章有心提携他，屡次举荐，均未能如愿。为此，刘铭传意见很大，曾诗发心中不满：“盛朝修文不用武”“文章两字误苍生”“官场贱武夫，公事多掣肘”“武夫如犬，驱使总由人”……如此，可见怨气极大。当然，要说刘铭传迟迟得不到提，全怪客观因素那也不对，就其自而言，责任也不小。

刘铭传作战勇猛，且谋勇兼备，这是他的优；可他桀骜不驯，犷率，又是他的缺。这格很不适宜官场。官场讲究的是“忍”字，凡事不能由着，可刘铭传偏偏是火爆，受不得半委屈。遇事稍不如意，说炸就炸，说崩就崩，还动不动就撂挑。用李鸿章的话说叫“不耐官”。李鸿章的幕僚吴汝纶也评价他是“淮军杰人才”，但“龙难驯”。

事实也确实如此。同治六年（1867年）底，东捻军被镇压去，刘铭传作为淮军主力，立了大功，可朝廷功大赏轻，只封他一个三等轻车都尉世职(三品)，很多人都替他抱不平，就连曾国藩也认为功赏“相去万倍”。为此，刘铭传极为不满，常在酒后发牢。这年冬天，淮军在山东济宁休整，刘铭传便带撂起挑，公开上书“乞退”。朝廷令他率北上，镇压西捻军，他也拒不应命，屡屡以“伤疾并发”为由，请求回乡养病。李鸿章知他是心气不顺，多次劝他，让他先忍忍，可他就是不听。李鸿章无奈只得答应他的请求，后报经朝廷同意，准其回乡养病。

刘铭传回乡不久，剿捻战局一度陷被动。由于战事吃，朝廷旋即令取消刘铭传的假期，令其回任。哪知东捻军被平定后，朝廷的封赏依然吝啬，只给了刘铭传一个一等男爵，尽他立了赫赫战功。刘铭传气不打一来，立上书请求开缺，再次撂起挑。

不久，天津教案发生。七国军舰云集大沽、烟台一带，扬言要武装报复。鉴于局势危殆，朝廷不得不再次促刘铭传回任，令其带兵备战。

一年后，天津教案平息，朝廷任命刘铭传督办陕西军务，并授以“专折奏事”特权。这一安排自然是李鸿章保荐的结果。李的用意是以此作铺垫，为他一步任陕西巡抚打基础。可是，刘铭传到了陕西之后，却不听李鸿章的劝告，与当时的陕甘总督左宗棠闹起了不和。看矛盾越闹越大，清廷便耍起了惯用手法，各打五十大板，这让刘铭传咽不这气。不久，便以“脑痛裂，坐卧难安”为由，“自解兵柄，养疴田园”。这已是刘铭传第三次辞官，时在同治十一年(1872年)二月。

这一次，刘铭传辞官时间最，前后近十年。这期间，他开始大兴土木，寄山。每日与人饮酒、赋诗、棋，消遣时光。据地方文献记载，刘铭传的生地原在离刘老圩西北约六华里的四方郢，后迁至旱庄。这里是刘铭传创办团练扎寨之。刘铭传辞官回乡后，由于家中妻妾多，人丁猛增，难以安置，便在旱庄西北角建起新居刘老圩，又在六安九公山建了一别墅——刘新圩。刘老圩依山傍，面对大潜山，金河穿而过，圩基包括面占地近百亩。四周濠墙，设有碉堡、炮台和吊桥，有亭院楼阁、园假山、小桥廊、池塘木，以及仓库、米房和库等，规模浩大，盛极一时。圩还修有一座六角亭，该亭四面环，石桥相通，专门用来放置西周著名青铜——虢季白盘。这是刘麻打常州后，从太平天国护王府中缴获的战利品。这件宝后来成了刘家的传家宝。

刘铭传解甲后，曾撰过两副庙联。一联是：

十载河东，十载河西，前相皆成幻；

一时向上，一时向，外功名总是空。